徐恩存

    写意，是以观墨为材质的中国画的重要表现形式，并据此形成一种特定的艺术原则，在这个原则下，经过历代画家的努力，写意的绘画形成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和成熟完美的极致；正是写意原则的形成与成熟，为中国画家提供了直抒心性的手段与方法，成为中国画家观照自然、把握自然的特定方式，特别是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号，它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外延，既是精神自由的必然表现，也是艺术规律与本质的体现。
花鸟画家孙成刚正是在继承了传统的写意形式，汲取了前人的写意绘画经验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给以重新解读与扬弃后，完成了从物象到心象的艺术转换，并在“以技入道”的提升过程中，完善并成熟着自己的艺术，使他的作品在笔饱墨酣之中洋溢浓郁的自然气息，展示了令人愉悦的清丽境界。
    对孙成刚来说，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是经过一个并非容易的过程的。他从书法入手，在书法用笔的形式、美感中，体味毛笔线条的韵致与各种不同的笔法、墨法的发挥、运用，使他深得了文化底蕴的滋养；后来，他又从师于郭石夫、秦天柱，并深得汤文选、姜宝林、赵宁安、王涛、孙志钧、马振声、朱理存、祝焘诸大家的亲授，解悟了绘画之道的形而上本质与规律，领会了中国艺术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意象写意艺术原理，使他的花鸟艺术渐近于“画气不画形”，“以技入境”的高度和水准。并且，由于不断的广采博征、厚积薄发，使他的创作愈发生机郁勃、生动鲜活，表现出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清新特点。
孙成刚作为当代画家，处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，特别是中国画面对当代的“转型”，以及花鸟画这一完美的形式、语言，在“当下”如何创新的命题，面对这一现实态势，孙成刚并未失去希望的信心，反倒增加了面对挑战的勇气，他从容不迫地从传统入手，解读传统笔墨的奥妙，从中提取了持久性的元素注入自己的创作，同时，他又深入生活，在体验、观察之中，捕捉自然万物的生命力与千姿百态的神采、气韵；两者的结合，使孙成刚的花鸟画在来自古今的滋养中茁壮成长，且显示出充实、丰满的风采。
    细读作品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淋漓的元气，画家把现象世界中自然物象转换为笔墨结构与形式，进行归纳、概括与精神性的处理；重要的是，画家眼中的物象在经过心灵过滤后，化作笔简墨妙的意象——荷花、石榴、紫藤、枇杷、荔枝、葫芦、芭蕉等，都在删繁就简之后，成为极单纯、极简炼与极平实的“写意”之象。
孙成刚紧紧抓住写意之象的本质，在“得意忘象”的原则下，以“似与不似”的把握，使中锋用笔的线条从而自由地转为提、按或侧锋，使笔致、墨韵共生于挥洒之中；而且，在枝条的节奏、韵律的变化中，流畅与涩重获得了统一，外在与内在获得了统一，有限与无限获得了统一，在墨、色的互动与烘托下，一切皆获得了生命活力，或迎风摇曳，或风姿绰约，或韵致万种，或清丽高蹈，既给人以视觉愉悦，又给人以审美启发。
    如《秋韵团》一幅，尺幅虽小，却意趣无穷，寥寥数笔，在松动之中，线的波折运动，起伏韵律等的交错、迭加，在平面空间中进行了无序地分割，而几笔浓浓的叶片，则在干湿、浓淡中显出其肥厚丰腴，果实饱满的石榴“似与不似”地置于其间，使
一幅小画酣畅淋漓、神彩灿然、意味隽永，这一切在于，画家对笔线、墨韵与水分的把握，以及对中国画原理与精神的领悟，在技法的娴熟运用中，深含着画家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精神的深情和关注。
    《春华秋实》一幅，明显地将写意的精神原则，与抽象艺术的形式，意味相结合，仍然在“似与不似”之间，驾驭着意象与笔墨之间的奥妙关系，这种颇为奥妙的笔墨关系，其抽象性来源于画家心境的若即若离和有意无意之间的把握，在灵活与松动的笔法中技蔓的流动、游移的轨道，因墨色的变化而体现为独特的抽象意味与形式结构，而叶片的氤氲朦胧与墨色的干湿浓淡，及墨点的穿插，在一片黑、灰之间，又以暖色、赭色、藤黄色点出葫芦的意象，这里，枝蔓、叶片、果实，在不同笔法、墨法、水法及色彩的作用下，浑然一体，上下连贯呼应，首尾气脉流畅，含蓄内敛，风姿绰约，神韵漾溢。
这幅《春华秋实》与上述的《秋韵图》，都是孙成刚作品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佳作，画家用书写、钩勒、皴擦、点染，没骨与墨色结合、水幻化等手法综合表现了他对写意的领悟、感知与理解，确立了他的艺术选择和审美取向。
    孙成刚的作品表明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性契合的“写意”之路，并在实践中不断走近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，使他的艺术在不断扬弃与调整中更臻于完善。
艺术史是一部不断创意的历史，从中可以看出是创意贯穿了历史的始终，创意推动了历史的前行。因此，就艺术而言，每一点努力与进步都是可喜的可贵的。
    孙成刚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，勤奋地耕耘着，他不骄不躁，远离世俗，追求着艺术的纯粹性和严肃性，使自己作品个人面貌鲜明而又清新，厚重而优雅，这是他多年磨砺的结果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